《武汉文史资料》刊登陈义红博士文章《伴跑改革开放：我赶上最好时代》。全文发表于2018/10/11/总第312/313期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刊/逐梦篇。
陈义红
1978年，改革开放的肇始元年，只有最恢弘的历史叙事才能彰显这一年的伟大，而我的半生期许、半生奋斗也源自于这一年的余波。
我选择了新兴的激光专业
1979年，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我17岁，成为了全国参加高考的468.5万人中的一员。当时，全国录取人数28.5万人，录取率仅为6.1%。随着改革开放、凭着自己的学习天赋和勤奋努力，我顺利考入了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激光专业。那时候，激光是一个很新、很时髦的专业，作为农村孩子，我对激光的概念还仅仅来源于小说和电影。
告别严父慈母，进入大学，出身农门的我成绩排在班级后列，但农村孩子的朴素与倔强促使着我尽情的在知识殿堂里遨游，大学四年，教室、食堂和寝室三点一线的简单、看似枯燥无味的生活让我倍觉踏实。
本科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本校研究生。硕士期间，我追随恩师丘军林教授从事脉冲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和无氦横流二氧化碳激光器的研究。前者研究成果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后者研究成果入选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并获得发明金奖。
研究生毕业，在导师及学院领导的邀请下，我留校任教。短短几年时间，从助教到讲师，再到破格提为副教授，我成为校园里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似乎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但我并不满足于现状。九十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深入时期，整个时代都洋溢对未知的憧憬，身处校园，我也愈发感觉到知识经济的主场即将到来，激光的应用将越来越广，而此时的我也希望到更大的舞台去历练自己，让我的所学、所知改变世界。
1994年，三十而立，在了解了外国激光技术的发展情况之后，我下定决心踏上继续求学深造的路途。由于当时国家教委（现教育部）政策规定，副教授以上职称的青年教师不能出国工作，但可攻读博士学位，邀请我的新加坡制造技术研究院得知这一情况后，迅即向南洋理工大学申请，特许我在研究院做研究的同时，在南洋理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就这样，我开始了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海外生活。
我选择了追求人生的理想
在新加坡的日子里，繁忙而又充实。通过四年的艰辛努力，我博士顺利毕业，时任新加坡总统王鼎昌先生为我颁发学位证书，成为当年新加坡制造技术研究院应届毕业唯一的博士生。
取得博士学位后，我仍被新加坡制造技术研究院聘为研究员，同时也被南洋理工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当时，在新加坡，我是研制激光器和激光加工设备开拓者之一，先后帮助三家企业研制激光器和激光设备，成功开启新加坡自主制造激光器的先河。一时之间，我在新加坡也拥有了一些名气，薪资待遇也不错，一家人都随我到了新加坡，熟悉的工作环境，舒服的生活条件，在外人眼里，我似乎已经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学者了。
回首往事，应该说，一部名为《珊瑚岛上的死光》电影对我影响颇深，我依然还记得那部电影中，中国科学家不顾一切阻挠回国效力的感动和震撼，于我而言，事业上的初步成功虽然愉悦，但总有一种悸动在心里汹涌，一次普通的接待活动让我安逸的生活泛起微澜，我又一次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2000年5月，时任武汉市副市长辜胜阻和东湖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唐良智，率武汉经贸代表团到新加坡招商引资。我有幸负责组织接待工作。唐良智和我同为华工校友，我二人一见如故，多次促膝长谈，我也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了“光谷”的概念。
彼时的光谷，正处于初创阶段，需要大量的人才和项目。唐良智向我发出了邀请，希望我能够回到国内，投身家乡的建设。
一边是高薪稳定的工作，一边是贫瘠荒芜的土地；一边是爱妻爱女的期盼，一边是告别家人的孤苦。我心里有过挣扎和犹豫，离开新加坡，意味着我必须冒着商海的风险白手起家，也必须离开年幼的女儿无法陪伴她的成长。
经过与校友的数次长谈，祖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有目共睹，光谷的规划堪称鸿篇巨制，我心潮澎湃，难道就这样安逸一生吗？难道就这样偏安一隅吗？我扪心自问，此时，心里燃烧着的熊熊之火已然无法熄灭！
我选择了毕生的事业
经过深思熟虑，不惑之年的我决定投身祖国发展洪流中去，回国发展！给自己的人生“换换跑道”！那一刻，我重温了我的生命，人生的方向有了新坐标！
一个月后，结合自身专业特点，我写好了固体激光器项目计划书，交到了中国光谷办项目处。时隔不久，我收到了光谷办的邀请函，立马递交辞呈坐上了回国的飞机。机场一别，看着临别时妻女失落的表情和不舍的眼神，我心生歉意，但也只能暗自抹去眼角的泪水，此一去，我决心做出一番事业。
2000年的光谷，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区域概念，仅涵盖以鲁巷广场方圆几公里的范围。我的项目被几个企业看中，几经比较，我选择了一家企业，共同创立了以激光设备制造为主的公司，开启了创业之路。
为了节省时间，我在光谷附近找了一个厂房住下，伴随着巨大鼓风机的轰鸣声，每天吃着盒饭，几乎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期望美好，但创业路途殊为不易。当时我手握28项全固化固体激光器相关核心技术，本以为制造出完美的产品就能迅速打开市场，但从2001年到2006年，最初的创业团队遭受三次裂变，我自己沦落为“三无”人员，即：一无资金，二无市场，三无品牌。
不甘心的我并没有选择放弃，再度从零起步，2006年创办了武汉新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生产和销售激光产业链上游的激光器和核心激光配件，如陶瓷激光器、半导体泵浦固体激光器、激光泵浦腔等，遵从市场逻辑，琢磨市场，加大技术投入，不断开发新产品，公司慢慢步入正轨，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之道。如今，新特光电的产品逐渐赢得了“欧美品质，中国价格”的口碑，我也完成了由学者到企业家的蜕变。2012年，我入选了国家“千人计划”，2014年，投资近亿元的中国光谷新特光电工业园建成，成立了企业技术中心，公司先后被认定为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武汉市企业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产业基地，我也在2016年被选为武汉城市合伙人。我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产业基础。
改革开放已40年，我亲历了其间的波澜壮阔，朝朝奋进，匆匆奔忙，搭乘时代的列车一路驰来，有失意、有落寞，但更多的是收获。从业四十年，我经历过低谷黯淡时刻，也徜徉过顺境时的和煦春风，作为商界老兵，我深知：改革开放是我事业的基础，不断深化推进改革开放是发展之本、未来之本！
我常怀感恩，时代于我始终是和蔼的，她没有抛弃我。作为武汉市政协常委、湖北省侨联副主席，千钧重担压肩！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与托付，在市政协，我积极建言献策，为高新技术企业和海归群体发声，在历次会议上，数次提交相关提案，涉及中小企业发展、企业信贷融资、人才政策、便民服务等诸多方面，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
回望1978年，犹如一个遥远模糊的从前，但也恰似近在眼前。很显然，当下不是结束，只是一个真正的开始，中国这艘巨轮必将继续前行，逐波劈浪，改革不止，中国不止，中国带给世界的将是新的话语、新的格局、新的时代！在这场浪潮中的中国人都是幸运的，这是最好的时代！
